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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等收入陷阱”忧思

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讨论并不是一个新鲜课题,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是一个被学界争论了很久的话题,但最近这个话题突然又热了起来,这跟近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发生重要转变,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密切相关。

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后,经济是否会硬着陆?居民收入是否难以提高?一旦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或增幅回落,是否意味着我国真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对此,学界其实并没有统一看法,各种观点众说纷纭。

有些人认为,中国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中国有大国优势,腾挪空间大,居民储蓄高,投资高,重视工业化深入发展和转型,而且坚持改革开放;但也有些人认为,今后五年十年,中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目前经济转型困难,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来得太快,投资率逐渐下降,工业和制造业正在被金融和资产价格泡沫挤压,稍不留神很容易在中等收入阶段停滞不前。像东北地区,就因为重工业转型乏力,导致产业日益空心化,经济增速直线下滑甚至负增长,居民收入难以提高,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先兆。

最近的这些争论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等人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刘世锦近日在《人民日报》刊文认为,中国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我国现在达到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当年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发展水平,而且供给侧改革可以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只要经济能够实现由数量追赶向质量追赶的平稳转型,就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

当然,这些结构性改革尤其要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和优化配置,包括放宽准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促进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营造创新环境;抵制经济泡沫的干扰,引导资源流向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领域,要把制造业仍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调动人的积极性,完善干部队伍激励机制等等。

姚洋也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自身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大国优势,二是经济改革优势。

大国优势首先体现为大学入学规模。中国的大学在校生是3000万左右,每年600多万大学生毕业。另外,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科研人员,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2.1%。这个比重每年增加0.1个百分点的话,到2020年就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2.5%的水平。

大国优势还体现为巨大的空间。中国的国土面积超过欧洲,人口是欧洲的2.4倍,内部差异也要超过欧洲。中国内部的差距远远大于沿海地区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过去发展主要是依靠沿海地区,近年来内陆地区已经开始迅速追赶。

经济改革优势也很重要。在本轮经济改革中,金融改革是比较彻底的。通过金融改革来促进创新,通过资本市场来承担创新的成本,发展资本市场也是中国正在做的。

姚洋同时认为,中国也面临一些短期问题,比如经济增速下行。原因主要包括世界经济在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在调整,工业化过程的顶点时刻已过去;经济周期的影响。

当然,除了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充满信心的学者外,也有不少官员和学者存在担心和忧虑。

比如楼继伟在2015年4月24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就直言,中国未富先老,滑入拉美陷阱可能性非常大。

楼继伟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如果我们下大力气进行结构调整,中期增长有可能达到6.5%~7%。这是一个需要努力奋斗去实现的比较乐观的前景。但是,我们也有另一种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他甚至认为这个概率是五五开。

为什么我们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在楼继伟看来,我国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来得太快。五六年前我们还在谈论刘易斯拐点,很快就发现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老龄化,即65岁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从老龄化比率从7%上升到14%,世界平均时间是40年,我国是23年;14%上升到21%,世界平均时间是50年,我们是11年。劳动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万人的速度下降,要降20年。

那怎么防止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呢?楼继伟开出了药方,他认为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为什么出问题,第一是不开放,第二是劳动力市场逐步僵化,还有民粹主义、法治化比较差等。

蔡?则从数据测算方面对我国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提出警示。他认为,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是7800美元,如果按照目前人均收入6%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接近1.2万美元的门槛,就是中等偏上收入,看起来是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一个动态标准。现在说的人均1.2万美元的标准,是世界银行在2010年的时候制定的,到2020年,这个标准很可能会变。另外,我国的人口红利在加速丧失;大宗产品价格持续下降;贸易增长速度慢于已经很慢的GDP增长速度,这些都是长期的挑战。

所以蔡?的结论是:至少2030年之前,中国都不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到底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有哪些优势,同时面临哪些挑战?为了避免这个比较坏的结局,决策者和市场主体应该做些什么?欢迎读者和社会各界向我们投稿来信,发表你的真知灼见。联系信箱:huangbin@yicai.com。

(作者系本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