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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之下的“规训与惩罚”

最近一年里,台湾历史学者王?森先生频频出现在大陆文化界、思想界的视野之中。他来大陆所做的几次学术演讲,以及接受媒体的深度访谈,在大陆的学术思想界多次引发热议。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京大学出版社去年年底推出的王?森先生代表作《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也成为各大好书榜的青睐对象。王先生的这本书,无论是研究主题,还是具体内容,放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去讨论,都具有格外丰富的现实意义。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是王?森先生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十二篇,这些论文尽管主题各异,但都可以囊括到从晚明到晚清这三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学术和社会生活领域发生的诸多转向这一大的线索之下去考量。

正如王?森在本书绪论里提到的那样,有四种力量在明末清初以来的士人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交互作用,它们分别是:晚明以来的城市化、商业化和享乐主义的生活理念;道德正统主义的力量;经典考证回归古代的努力;因为异族统治者的不安全感带来的政治压力。尽管上述第一种力量在商人群体中仍然得到延续(参见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一书),但应该看到:主导清代士人生活转型的主要线索,是上述的后三种力量。

晚明商品经济发达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带来的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浪潮,以及随之伴生的包括王学左派(李贽的所谓“异端”思想、王艮的泰州学派)和明末清初三大儒(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在内的思想解放浪潮,之所以到了清代统治秩序稳固之后会戛然而止,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内因角度来说,相当多的汉人士大夫,将享乐主义和王学左派的盛行,归结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们通过组织读经会、回归古代等多种方式重新提倡程朱理学,自觉抵制王学左派思想的影响和传播;从外因角度来说,由于清代的最高统治者来自异族,加上满人入关之前采取的是半奴隶制的政治组织形式,因而清朝统治者对于君权至高无上的推崇和对汉人士大夫严密的打压与控制,在中国历代王朝当中,都是极其鲜见的。正是在这样双重因素的作用下,晚清极具现代性特征的启蒙浪潮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得以重新浮出水面。

本书之所以选择“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作为书名,不只因为这篇同名论文在书中分量最重,还因为全书的十二篇论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可谓是在讲述处于清代统治者权力高压之下的士人生态。有清一代,文字狱的数量和惨烈程度,都算得上是中国传统帝制时代里之最。这些文字狱当中,的确有一部分源于党争等历朝历代中通见的因素,但绝大多数都源自统治者出于满汉隔阂而产生的巨大的不安全感。

庄廷?的《明史》案和徐骏诗文案(因“清风不识字”一诗获罪),就是这类族群隔阂案件的代表。而史书中所记录的所谓“康雍乾盛世”的顶峰——乾隆皇帝统治时期,恰恰正是文字狱最多的时期。一方面,到了乾隆年间,清王朝的统治秩序已经非常稳定,统治者不担心文字狱引发的波澜会危及国家的整体稳定性;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以乾隆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极度自信,才使得他不能容忍任何一点挑战王朝统治权威的力量的存在。乾隆时期编撰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这固然是一件文化盛事,但与编撰《四库全书》同步进行的,则是大量禁书的销毁、篡改和查禁。王?森在书中提到,在乾隆时期,士大夫即便只是收藏禁书,也会被处以极刑。

文字狱只是清代帝王统治术的一个方面。为了彻底控制汉人士大夫,乾隆等清代皇帝还将晚明降清的诸多汉臣列入《贰臣传》,同时由皇帝本人来担任诠释儒家经典的最高讲坛——“经筵日讲”的主讲人。前者旨在大力鼓吹儒家忠义观,试图以忠义伦理来超越族群隔阂;后者则让皇帝集政统和道统于一身,强化统治的稳固性。

在如此残酷的政治高压之中,清代士人的自我噤声、审查和压抑,也可谓是无处不在。乾嘉学派之所以会选择考据作为主要学术研究方向,自然跟现实无从可谈,而转向故纸堆相对安全有直接联系。而在整个清代盛世期间,汉人官僚多以沉默、听话著称,在康雍乾三代位极汉臣之首的张廷玉、刘墉等人,在皇帝面前也普遍是一副“和平端正”、“器量纯全”的形象。明代屡见不鲜的士人直言进谏、宁死不屈的现象,在清朝盛世则变得寥寥可数。

从明末清初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士人极力反清抗争,到“康雍乾盛世”中士人官僚普遍的唯唯诺诺、明哲保身,清代统治者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强力规训。而这种由强权主导的“规训与惩罚”,带来的恶果就是:清王朝越来越缺乏自我纠错能力,跟同时代西方国家相比,也变得越发不思进取,最终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跟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鸦片战争和晚清一系列与西方列强战争的惨败,表面上发生于19世纪,实际上其失败根源,早在17世纪明清鼎革之时就已种下。

在书的最后部分,王?森先生介绍分析了清盛世中的众多禁书,到了鸦片战争之后重新刊行,并在士人阶层中广泛传播的现象。这些诞生于清初,在清盛世被禁绝的禁书,构成了晚清变革运动的思想基础,也为后来革命党的反满革命,提供了理论渊源。我们有理由畅想:如果没有中间这两百年的压制与禁绝,如果顺延晚明的现代性萌芽和思想启蒙运动正常向下发展,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否可以大大提前?当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否有可能更进一步?

当然,历史不容假设。尽管如此,清代思想控制带来的种种恶果,仍然值得我们予以足够的重视与反思。

(作者系金陵读书协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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