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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IMF第一副总裁利普顿: 已准备就绪迎接人民币加入SDR

记者 杨燕青 周艾琳 发自上海

G20成员国合力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已经刻不容缓。金融危机过去了整整七年,各国并未寻觅到刺激增长的良方,在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一步下调了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

在此前的上海G20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上,刚获连任的IMF第一副总裁利普顿(David Lipton)接受了《天和网日报》的独家专访。“复苏正在持续,但风险仍然巨大,复苏也可能脱轨,”他称,“IMF督促各国采取大胆行动,动用一系列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继续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推动需求,同时推行结构性改革。”

此前,各界也在揣测——面对疲软的全球局势,G20会议是否达成了类似汇率联合干预方面的“秘密协议”?这也被各界称为“新广场协议”(New Plaza Accord)。对此,利普顿指出,“‘新广场协议’真的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但他也指出,G20成员国也的确需要政策协调,“但这种协调旨在推动经济增长,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追求平衡的增长方式。”

此外,中国当前也正面临着短期“稳增长”和长期“促改革”的窘境。利普顿建议,持续推动改革和支持实体经济实现再平衡是最佳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0月1日,人民币将正式成为SDR(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中的一员。利普顿称,IMF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人民币,“近期多家外资机构获准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我们预计这一势头将得以继续。随着人民币使用的广度和规模不断扩大,人民币此次进入SDR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G20应协力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天和网日报:G20央行和财长会议在全球经济增长目标、宏观审慎框架、大国政策协调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讨,你对此次会议是否满意?

利普顿:G20令人印象深刻,IMF也与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交流,并表示复苏正在持续,但风险仍然巨大,复苏也可能脱轨,这是政策制定者需要严肃考虑的。

我们督促各国采取大胆行动、动用一系列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继续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推动需求,同时推行结构性改革。对此,各界都有不同的反馈,不过每个国家对于风险都十分警觉,并认为如果下行风险加大,将随时准备采取行动。

日报:金融危机已经走过了7年,我们仍未找寻到一个真正推动经济增长的好办法。G20是否能找到真正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药方?

利普顿: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仍在持续,尽管可能比较疲软。我们需要进一步消除脆弱性,IMF督促各国采取强力措施,希望能早日看到强劲的增长。G20 的计划就是支持增长,采取进一步措施来推动增长。每个国家都支持我们的建议。

日报:你们是否就一些量化目标达成一致?

利普顿:我们其实并没有所谓的量化目标,而是整个G20这一机制的目标。早在2014年的澳大利亚布里斯班G20峰会上, 各成员国就提出“5年(截至2020年)提高2%”的共同增长率目标,因此我们的第一优先目标就是实现布里斯班目标。我们督促政府做更多努力来推动增长、消除脆弱性。

日报:主要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可能也不可避免。此前“新广场协议”一说盛行。你对此有何看法?

利普顿:媒体的确对此进行了广泛讨论,但“新广场协议”真的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当年各国签署“广场协议”时,主要国家汇率分化严重,当前主要国家货币的确有较大幅度波动,但央行行长们和IMF都觉得分化并不明显。我们也的确需要政策协调,但这种协调旨在推动经济增长。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追求平衡的增长方式。

日报:年初时全球市场动荡不安,对银行业的担忧也拖累了市场。你认为市场波动频发的原因何在?

利普顿:这是因为全球不确定性剧增,当市场看到不确定性时,就会率先做出判断,价格重估便随之出现。此前总体资产价格都不断下降,例如银行股(尤其是欧洲)下降非常明显。此外,中国问题也会引发更大的市场波动,中国明显与全球经济、金融市场的整合不断强化,这也不再是简单的贸易联系,因此市场反应可能很强。

日报:你认为市场是否过度反应?

利普顿:与基本面相比,市场反应的确略有夸大,毕竟全球经济复苏仍在持续。

中国应推动改革实现再平衡

日报:中国央行希望持续推进汇改。但在改革初期,人民币难免要面临贬值压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会面临资本外流风险,IMF对此有何建议?

利普顿:市场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改革力度不够强劲,届时政府可能会希望推动货币贬值来支撑增长。但中国官方的表述是,经济增长仍在持续,虽然慢于以往,且改革始终在稳步推进,中国仍存在经常账户顺差,出口市场仍然庞大,汇率没有与基本面脱轨,中国官员希望在公开场合将上述观点与市场沟通。

在一些情况下,市场和中国的真实情况存在脱节。周小川行长表示将维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稳定,人民币没有大幅贬值的基础。他也在多个场合表明,人民币将参考一篮子货币而不是紧盯住美元。

IMF的意见是,中国应该尽己所能,推动可持续的增长模式,通过推进改革实现经济再平衡,增加家庭收入和支出,实现新的增长模型。长期而言,中国的未来是光明的,这样市场波动也会减弱。

日报:这的确是一个长期前景,但短期经济下行、产能过剩和债务积压并存,如何在短期稳增长和长期促改革之间进行权衡?

利普顿:推动改革和支持实体经济再平衡是最佳策略。的确有部分资源会从“旧经济”之中释放出来,但消费和服务业正在强劲增长,部分制造业仍然充满机遇,就业不断上升,2015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300万人。虽然工业部分有所下降,但另一部分正在崛起,可见中国经济正处于过渡期而不是下行期。

日报:中国正在推进金融改革,金融监管框架改革或将成为重点。根据国际经验,IMF对此有何建议?

利普顿:我认为并没有所谓的最佳单一案例,更重要的是各个监管机构之间都要进行协调,重在沟通、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中国也要确保明确的沟通、信息共享,争取及时甄别风险并对症下药。无论政策如何,都即时向市场沟通,这样就不会有误解。

日报:在这一过程中,央行的角色如何界定?

利普顿:央行是制定货币政策的机构,对于银行的影响自然很大,其在金融市场扮演主导作用。但最重要的是合作和协调,首先要理解事件,随后以具体政策来应对问题。

日报:人民币在今年10月1日就要成为IMF的SDR货币篮子中的一员,IMF是否准备好迎接人民币?你认为中国是否做好了准备?

利普顿:IMF已经准备就绪,中国也早就做好了准备。人民币的全球使用日趋广泛,近期多家外资机构获准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我们预计这一势头将得以继续。IMF认为,随着人民币使用的广度和规模不断扩大,人民币此次进入SDR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日报:此前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差较大,中国央行进行了汇市干预, IMF如何看待类似干预?

利普顿:重点在于要用一个市场理解的机制,维持市场稳定,确保人民币汇率水平始终能够与经济基本面相符合。在过去6~8个月中,当市场存在下行压力时,中国央行进场干预,这从其公布的相关金融数据便可略知一二。

在岸市场存在资本账户管制,香港这一离岸市场则更为开放,因此存在差距也理所当然。当汇差过度扩大时,则需要干预,收窄汇差是“一国两制”下的管理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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